十六、向泰源事件烈士致敬——兼论对寃魂哭泣到向烈士致敬

2020-06-20

5月30清晨,43年前的这时刻,泰源事件5烈士壮烈成仁。

十六、向泰源事件烈士致敬——兼论对寃魂哭泣到向烈士致敬

1970年2月8日,台东泰源监狱台独政治犯郑金河、陈良、詹天增、郑正成、谢东荣、江炳兴联合驻扎该地执行警卫任务的台湾籍士官兵几十人,以及当地的台湾原住民知识青年等共100多余人,发动监狱革命,并计划夺取轻装师武器,佔领广播电台,向全球广播宣传台独声音,失败后6人中除了郑正成外全部壮烈成仁。

今年5月30,施明德、洪其昌在立法院举办了「敬烈士」说明会,强调「烈士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所以将近期在立法院举办一个跨党派的大型追思会。

十六、向泰源事件烈士致敬——兼论对寃魂哭泣到向烈士致敬

得纳闷的是,每年228像王添灯、陈澄波、张七郎、林茂生等等当时牺牲的台湾各领域顶尖的一大批领袖不是都是烈士吗?他们不是都不只没被遗忘,而且一再被悼念追思了吗?此后白色恐恐怖中被迫害的数以万计其中被枪毙的菁英名流也大有其人,比较起来,泰源5烈士不要说学历特别低,顶多的江炳兴也不过是陆军官校肆业而已,在社会上更都是无名小卒,那幺为什幺要郑重其事的特别纪念泰源这5人?

其实说这5烈士没有人悼念,是错的,多年以来义光教会每都办了追思会_____这就又来了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每年都有人追思为什幺怕他们被忘记?

问题出在每年参加追思差不多都只是当年的政治犯伙伴,偶而才有彭明敏、史明被邀参加,照这情形下去这些七老八十的伙伴都过亡后,他们就将被社会完全遗忘了。

第二,社会常把把政治犯当英雄,而这些英雄们为什幺认为他们自己之中只有这5人值得年年纪念?理由不用猜,因为政治犯的共识是,这5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只是这些真正的英雄将来如被遗忘,真的不稀奇。他们的景况还真惨,江炳兴等五人被枪杀前交代郑正成希望以后五人能葬在一起。满头白髮的老政治犯蔡宽裕说:「那六个兄弟,当时警总如何的刑求,我们都可以想像的到;但我想像不到他们竟然在那样的刑求之下,没透露任何一个姓名,使得我们几百个人得以活了下来;但至今,我们甚至连个纪念塔或碑都没能给他们⋯⋯让他们的骨灰集中在一起⋯⋯」。想想民进党靠着台独成为社会多数,今天选举,侯选人一募款动辄几百万,千万,几亿,而立足台湾,甚至风光执政了8年,但这些台独英雄们竟沦落到为「台湾真正的英雄」完成死后合葬的遗愿都达不成,真令人无比酸楚。

十六、向泰源事件烈士致敬——兼论对寃魂哭泣到向烈士致敬

于是,问题又来了,英雄们认为的英雄为什幺社会反而完全冷落他们,不把他们当英雄?

5月30日我致词时感慨万千,一下子差一点说不出话来,这是在1987年参加一连串228和平运动演讲时都没有过的经验。

儘管228是台湾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惨剧,但228和平运动的主调是诉求被屠杀的社会菁英,我演讲时的心情是充满了悲愤,但5月30发言时则是被虔敬支配的深沈悲痛。

悲愤是因为他们之中除了王添灯早就自觉自己面临死亡的觉悟外,其他的菁英名流并非揭竿起义之徒,甚至连王添灯那样的心理準备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寃死的。因为寃,所以这些菁英的家属都要求「平反」。所谓平反也者,就是因寃造成了不平,反其道加以补正则叫平反。站在平反的立场,当社会开始正面面对228后,未参加和平运动的谢长廷推动〈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立法,替他们争取了金钱的「补偿」。此后又人推动而有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

这些条例通过后差不多所有觉得委屈的228或白色恐怖下的受难者或家属都去领补偿了,但奇特的,还是有王添灯后代、杨碧川、施明德等两三个人拒绝领这笔钱。为什幺不领,我没问过他们,但我的推测应八、九不离十:当接受寃屈、平反、补偿这一套逻辑时,便等于承认当权者统治权的正当性,错的只是政府底下的官员决策或执行而已;但泰源烈士和王添灯则认定当时自己是整个地否定当权者统治权的正当性的,所以他们打心里出发不可能去拿这笔钱。

十六、向泰源事件烈士致敬——兼论对寃魂哭泣到向烈士致敬

两个间差别好有一比就是体制内改革和革命的分际。

遇到一个极端不义的政权,从「上帝」的立场看来,两个应当都是允许的吧。但在人世间,为那一个对,有时甚至要争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差别注定了迄今泰源追思和228纪念分道扬镖各自举办的现况,也让施明德和许多泰源事件后留下来的受难者之间一直并不合致。

今天,施明德若以228模式举办追思邀请跨党派参加,以死者为大的角度来看,将是对5烈士大不敬。幸好施明德在说明会中说台湾人不能只懂得对寃魂哭泣,不知道崇敬真正的烈士,否则,台湾人将永远是无脊髓骨的软体动物,所以他想像的追思会应当既和义光年年办的不同,也应会和228追思会不一样。

他这句话使我想起了我在2009年的书《历史剧场,痛苦执政8年》中写的一段:「228消失的社会菁英⋯⋯除王添灯外,絶大多数并无挺而抵抗之志,多数是寃死的,家属要求平反罪行,(也就是说澄清他们并未参加叛乱)合情合理,但却被尊为英烈,在人类历史上絶无仅有;相反的那些进攻高雄炮台壮烈而亡的,如今不见追崇也是奇蹟。」

革命和改革的分际常真是如此严峻,问题是坚持份际结果,岂非只有对立到底?

这里林世煜先生给我们点出了一个犀利的观察:1970是一个险峻的分水岭,在1970年之前年轻的台独主义者全看不到他们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幺可以选择的路子;但1970年之后,新的整个的世代看到了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透过选举进行体制改革,直到建立主权独立的体制为止。

林世煜指出了就目的来说他们两个间是没有差别的,但林世煜在给了答案时,却也留下了难题___那革命先烈是不是错了?

这问题还好解决,那就是革命,改革各有各的时代背景和价值选择,都受制于历史条件,是谁掌握了历史条件而尽其人事的问题,而不是对错的问题。但这一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实际无比的问题,那革命者怎可能参加改革派举办的泰源烈士追思会,如参加时要怎样可以和他昔日革命的对象的继承人相处?

许信良致词说:「只要是烈士就是人类的共同资产,我们应当敬重所有人类的烈士,但是我们台湾人问题却谁是自己的烈士也不知道。」后半句讲得真犀利!而前半句则缓和了革命者和被革命者相对待时的尖鋭性。但问题似乎并没有真正解决。

对立的问题,非解决不可,那怎幺办?也许可以这样处理:追思会的本质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从228追思会要求的「对菁英的平反」清清楚楚地改变成未来泰源追思会「对立的和解」。

应当是启动和解的时候了吧,假使我们认可台湾的主体性认同已经发展得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包容性的话。